(怀念北京知青，清华大学的红飞老师)
作者：贺俊杰
年元月份的一天，公社通知我们村去接北京来的知识青年，我也被派去接他们。
公社院子里人山人海，每个村都来了不少人。有毛驴车，小马车，还有人力车。
我们村分来了十多名北京知青，一半男生一半女生。村里不少人拉着架子车到公社去接人，我和村里的候壮拉了一辆小推车，车上装满了北京知青的行李。
从公社到我们村有十五六里路，过一条河。当时河上已经结冰，我拉的车子装的行李多，行走非常吃力，到河边冰凌上不去，这时知青们在后面一齐帮忙推车，使我不费多大的力气就上了河岸。
我是农村长大的娃娃，虽然和这些北京知青年龄相仿，但显的老气，所以他们都喊我叫贺大哥。
有好多农村的事情他们不懂得，就跑来问我，时间久了我们都成为了好朋友。
有一次在对面山割麦子，中午回来时，北京知青们每人担两小捆，我们农村人每人两大捆。红飞担的麦子因为没有捆好，在半路上撒开了。别人都走了，她留在最后，急的她不知如何是好。
正好我后边过来，看到这一情景，我说：“你不要担了，捆在我的担子上来。”
我把我的麦捆打开，把红飞的两小捆加到我的上边，因为太多太重，把担子压的弯弯的，但我硬是坚持担到麦场上。
后来红飞干什么活，都喜欢和我在一起，让我教她怎样挢把，怎样捆绑，怎样担麦。
农村种黄豆，我在前面赶着牛犁地，她跟着我点豆。种麦子也是一样，我两一起，配合默契。村里人都开玩笑：“这两人就像两口子一样。”
那时还有杨世杰，朴东，耿来喜，徐动勤，赵国利等，都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们一起劳动，收工后一起玩。他们教会了我好多知识，我学会了口琴，拉二胡，拉小提琴，安装矿石收音机。
特别是红飞教会了我关于针灸的知识，还从北京给我买了好多医学书籍，她希望我能够多学习医学知识，将来当个农村医生，给大家看病。
不知不觉，北京知青和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年11月，我报名参军，通过了政审和身体检查，12月10日接到了参军入伍的通知，15日到公社换上了军衣，16日就要离开家乡去保家卫国。
当天晚上，红飞在我家窑洞前叫我，我俩是最要好的朋友，这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
村头有一棵大杜梨树，我俩在杜梨树下拉话到深夜。她送给我一个红色笔记本，上面签着她的名字。
我们畅所欲言，谈理想，谈人生，她给了我很多鼓励。虽然我们经常在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但从没有像这一晚上谈的那样多。时间很晚了，我们却谁也不想离开，十八岁的我，一个农村孩子，从没有谈过恋爱，第一次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在一起，心里有一种特别甜甜的感觉。
确实很晚了，我妈妈一直在等我，她走出大门口，向我们这边走了一段路，又返回家里去了。红飞也知道我妈妈在等我，说道：我们就此再见！明天你就要走了，祝你一路顺风！
说完拉起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拥抱在一起。我说：“你先回去吧！我在树下看着你，安心的睡个好觉。”
她快步向她们住的窑洞走去，到了她的门口，转身向我挥挥手，直到她进了门后，我才离开树下回到家里。
参军以后，我被分到新疆军区，我们部队住在喀什市。第一年，我们通过几封信，她希望我在部队好好工作，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忘。
并希望我不要把医学方面的知识忘了，如果需要这方面的书，她帮我在北京买。
在部队我也参加过多次反恐怖，反分裂的军事行动，多次受到部队的表彰和奖励。
年，部队后勤部农场需要一个卫生员，部队医院进行了三个月的培训，然后派到部队农场当了卫生员。这一年我们失去了联系，我给她写了不少信，但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后来家里来信告诉我，红飞已经离开了我们村庄。
失去联系使我心情非常沮丧，但部队火热的军事战斗训练生活，使我无暇顾及太多其他事情。
当兵四年，一九七四年从部队复员，怀抱着一颗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赤诚之心，选择留在了新疆，经新疆军区安排到北疆的边防地区。
我去北疆之前，先回了一趟陕北老家。
回到家乡，家乡的北京知青都已经离开了农村，他们住过的窑洞已空无一人。我站在陈旧的窑洞前，默默地沉思良久，那时候的欢声笑语，打打闹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在家住了两天，听说红飞被招聘到延长油矿当了播音员，我想去看看她。
那天永坪镇有集，我和村里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去赶集，在街上碰到了北京知青朴东，他在永坪镇工商管理所工作，他给我讲了全村北京知青的去处，其中大部分回了北京。
下午，我去了延长油矿炼油厂，找到了红飞，她看到我来了非常高兴。四年多时间没有见面，她越发长的漂亮了，白皙的肌肤，红润的脸庞，高挑的身姿，我心目中的女神，甚至都不敢伸出手和她握一下。
红飞看到了我的尴尬，她一把拉住我的手，两个人来到了她的房间。
在我的心中，她永远是我不可高攀的高岭之花。她的房间旁边有两个女孩子住着，她叫我不要回去了，在她那儿住几天，因为那两个女孩都去学习了，正好有住的地方。
多年不见，我日思夜想的她就在眼前，但我很自卑，内心深处早已知道，我们俩不在一个层次上，她是凤凰而我不是梧桐树，我只是个农村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孩子。
这样，我在她那儿住了一个星期，她的床头，写字台上堆满了书，每天上班以外的时间，都在努力学习着。
那是我们俩人最开心的时光，有说不完的话，我给她讲在部队的事，讲新疆的事。她希望我能在家乡留下来，但部队已经为我安排好了，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新疆去。
我在红飞这儿住了一个星期，她对我关怀备至。那时她们的粗粮比例很大，她天天给我买细粮吃，自己却吃玉米面发糕，搞的我非常不好意思，就连她们一起上班的同事们也认为，我是红飞的男朋友。
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手拉着手。
我知道她的心很高，不可能在这个山沟里这样的过下去。她也知道，我深深的爱着她，但我没有爱她的资本，不愿意成为她人生事业上的羁绊。
其实我内心是想留下来，可留下来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各种条件相差太大。
我选择离开，斩断情丝，不想使她情网缠身，而是让她飞的更高。一个人带着对她的最爱，默默离去，想到社会上去闯荡一番。
临走前她一直嘱咐我，希望我经常给她写信，不管到什么地方，要努力工作，正直诚实，做一个堂堂正正，有担当，有理想，有作为的男子汉。
就这样，我们又一次分开了。
我回到了新疆，被安排到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库勒拜公社任十一队会计，负责公社民兵工作和十一队队委会工作。
到一九七五年底，因一些原因造成自己非法越境去了苏联，一九七八年，回国后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中级法院以苏联特务，克格勃间谍罪判刑二十年，送进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此时此刻起，我彻底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过起了漫长的监狱生活。
一九八七年过了春节不几天，我出狱了。
我是个实干家，在塔克拉玛干近十年的奋斗，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我带领的团队，每年为国家生产出七十万公斤蔬菜，并管理着一个养猪场，为国家创收了巨大经济收益，受到监狱多次的立功奖励和国家的减刑。等到要离开时心情却十分复杂，有些恋恋不舍。
因为离开了监狱，就等于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自己的路怎么走，心中没有底，非常茫然，忧心忡忡，也非常失落，心中有太多无奈。
进入社会后，我开始了自己的打工之路，从广州深圳，天津青岛，武汉昆明，搬砖、洗碗、下水道清理、钢筋工、混凝土工、面包师、糕点师、车工、电工、保全工、到保安协警、车间主任、临时厂长等等都干过。
折腾了几年，靠打工没有挣到多少钱，正赶上南方大部分城市实行身份证制度，我没有户口也就办不了身份证，无法找到工作干，只好回到陕西老家。
因为我的被捕和判刑，家里也被打成反革命家庭，弟妹都已成家离开了老家，父母也跟着我弟弟一起生活，我回到老家一无所有，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这时我从原来的一个小学老师处知道了北京知青红飞的地址，她是北京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教授。
昔日心目中的女神现在是中国顶尖大学的教授，这是她的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得来的结果，她现在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最终实现了她的理想。
天气已经转凉，我暂时也找不到事情可做，就按照北京的地址给她写了一封问候信。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现在自己连个户口都没有，又因为一个莫须有的克格勃间谍罪名挂在身上，谁敢接近啊！
没几天，老家人转告我有一封信，回信的地址是清华大学，我颤抖着手，打开了那封信，看到了久违的字迹，眼泪久久在眼眶里打转，无法控制而泪流满面，信上她让我马上到北京来。
村里人知道了情况，说你不要异想天开，人家是清华大学，你去能干什么？
其实我也犹豫，像我现在的情况，连个户口也没有，到北京国家的首都，又是国家顶极学府，能干什么？
第二天我给父母讲了这个事，父亲说不要去了，白花钱。母亲却希望我去，她说道：“红飞是个不错的孩子，你们俩曾经是好朋友，去看看她也好，多年没见面了，见一下不是什么坏事。”
我下定决心去了，我内心非常想念她，想着去见上一面。我想着，决不能连累她，决不给她制造任何麻烦。
到了北京，清华大学的张中太老师来接的我，暂时安排到刘常玲老师家里住了两晚。等红飞出差回来，常玲带我去了清华，见到了久违的好朋友红飞。
四十多岁的人了，都知道把握分寸，我们见面后简单的握了握手。她的老公夏教授等不少人都非常热情的欢迎我，给我安排了好的住所，先让我在清华上班。
十一月份，北京的天气很凉，我穿着单薄的衣服，红飞和常玲第二天就带着我去了中关村商城给我买了棉衣毛衣内衣鞋子，应有尽有。红飞郑重的告诉我，从现在起，你哪里也不要去了，就在这里住下来。
北京接受了我，北京知青接受了我，朋友们接受了我。
清华大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家的许多重大科研项目都是由清华大学的各种研究所来完成。
清华大学有一大批国家级和世界级非常棒的科学家和教授，他们承担着国家高新科学技术研发和培养各种高科技人才的重任，红飞老师就是这一优秀团队中的一员。
由红飞老师和张中太老师负责的《PTC电敏材料研究所》承担着国家最前沿的科技攻关项目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当时他们正在研究一项国家尖端科学工程需要的一种新材料。
这种材料主要用于国家尖端科学研究领域，如太空中科学仪器的热感应控制，宇航员在太空仓的食物加热，宇航服的保温系统，军工领域的温控仪器仪表以及民用方面的热敏电阻和敏感温控材料等。
这种神奇的材料，只要一个纽扣大小的小小电池，就能使一杯两升，零摄氏度的水瞬间升至℃。
红飞老师把我安排到这个研究所。第一天上班，我就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另一个世界，什么都是第一次见识，根本就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各种仪表指针跳动，红绿灯闪烁，屏幕上的外文数字，工作台上的外文资料，我全是一窍不通。微机数据输入以及程序控制设定，不要说我一个外行人了，在当时，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们也没有几个能操控得了。
压力压强计算，真空方程式计算，金属油蒸汽流马赫临界点计算等等。什么比安吉恒等式、洛伦兹力、麦克斯韦方程组、托与帕斯卡的换算等等。我的眼前一片黑，成了一个睁眼瞎，觉得自己纯粹就是一个傻呆。
第一次见到了那么多的玛瑙球，个个晶亮无比。这些玛瑙球，都是用来研磨一种特殊粉末。一个透明的罩杯里头，不断地冒着蓝色的气泡，真是神奇无比。
各种监控仪，检测仪，分析天平琳琅满目。真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人在从事着如此复杂，如此深奥的工作。
一起工作的老师和研究生们按部就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熟练地工作着，而我就像一个多余的人，这儿转转那儿看看，同事们都给我点点头报以微笑，而我却如坐针毡。
这样上班连上了三天，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可我根本就没有看出一点门道。
我旁边坐着的一个小女孩，是个研究生，懂四种外语。她问我：“老师啊！您是科学院来的专家？”在清华大学的研究所里，上了四十岁的，不是专家也是教授。她把我当成专家了，我自叹不如啊！
我说：“我是个农民，来这里打工的。”她惊的差点跳了起来！几个年龄大点的，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没有一个人相信。
晚上，我一个人翻来覆去想，觉得这个地方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工作的地方，自己只上到初中就回乡了。而这里是国家的顶级科研机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是天上与地下的差距，打定主意明天回老家。
第二天上班，我给常玲老师说了我回家的打算，常玲老师道：“怎么回事？刚来就要走？你总要有个原吧？”
我说：“这个工作我根本就干不了。”她说：“我做不了主，要报告红飞老师。”
当天晚上，红飞老师来到我住的地方，她一进来，脸上很不高兴，指着我大声道：“你要回去？你回去就死路一条！四十多岁的人了，我不管你以前干过什么，从现在起你就跟着我，哪里也不许去！
一个男子汉要有骨气，遇到一点困难就逃跑，像我认识的贺俊杰吗？
跑到现在跑了半辈子了，连个户口都跑没了，还跑？
从明天开始，老老实实在这里工作，从心里打消回家的念头，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尽快把我们研究的这个项目的操作系统全部拿下来。”
训完了话，不容我说一句，她一把将我拉起，两人直奔研究所。
到了研究所，她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让我认真的用汉字记录，她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给我讲操作要领，一直到深夜。
这样连续一个星期，她都没有好好休息，晚上陪着我帮我掌握操作要领和应该注意的事项。一个星期的指导，使我终于能简单在这个项目上操作了。
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大家也在为我加油，使我能融入大家一起，为这一项目的研究成功，共同努力。
这就是清华大学与别的地方不同的原因，清华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有不歧视任何人的宽容；有把任何人改造成为国家有用之才的能力。
什么是科学家精神？
我从红飞身上看到科学家精神：首先是默默无闻，勇于奉献，从不张扬，从不吹嘘，勤奋工作而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再就是为科学事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第三就是勇于探索未知世界，不怕失败，敢于担当；第四是敢于向权威挑战，用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出新的突破，取得新的成果；第五就是谦虚谨慎，从不骄傲自满，能够团结大家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当然，还有很多。这就是我在红飞老师身上看到的科学家的精神，她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认真的工作着。
而我国的绝大部分科学家都和红飞老师一样，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能走在世界前列，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奉献着自己的才智，奉献着自己的生命。
和红飞老师一起工作，她的思想品德深深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和她一起工作的每一位同事们。
为了第二天试验的一个数据，她一个人常常要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白天一上班，看到她眼里有红红的血丝，劝她要注意身体，她说：“搞研究休息不好这是很正常的事。”我因不能为她帮上一点忙而感到非常的痛心和无奈。
在平时的工作中，我老是怕出问题，畏首畏尾，战战兢兢，最主要是怕把科研仪器搞坏。
她发现我的这些问题后，非常郑重的告诉我，要抛开过去的一切，从头开始，坦坦荡荡做人，诚诚实实做事。一个人如果没有奉献精神，你将一事无成。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要认真学习，踏实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她的这些谆谆教诲一直在指导着我前行。
通过几年的努力，九五年项目研究成功，获得国家的验收和技术转让。可以说红飞老师为这一项目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我年一月份进入北京科技大学功能材料教研室，铁基低稀土纳米晶永磁材料研究所。清华这边的研究已取得成功，准备新的课题。
北京科技大学的这个研究所由我国最著名的磁性材料研究领域的专家孙教授和陈教授负责。
九十年代后期，根据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迫切需要这种纳米晶永磁材料，而当时的研究和制备纳米晶永磁材料的全部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掌握，对我国实行严密的技术封锁。
制备这种材料需要稀土元素，我国又是稀土的主要生产国。
当时的美国、日本，用最便宜的价格买走我们的稀土，制备成纳米晶永磁粉，又用最高的价格卖给我国，大量的赚取了我们的钱。
并导致我国的稀土产地，如内蒙古的包头，江西的赣州等地，滥采乱挖，破坏环境，浪费资源。
一公斤纳米晶永磁粉的成本只有几十元钱，而卖到我国却高达四百到五百元，国家只能咬着牙去买美国和日本的高价纳米晶永磁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下定决心要研发出自己的产品来。
北京科技大学功能材料教研室的孙教授和北京科技大学精密金属研究所的陈教授临危授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冲破重重阻力成立了铁基低稀土纳米晶永磁材料研究所。
当时在这个项目的设备制造，制备工艺研究，研究生的培养等方面，孙教授和陈教授都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他们为了这个研究所能够正常运转，尽快出成果，废寝忘食，起早贪黑，可以说是在用生命奋斗和拼搏。
红飞老师希望我能在这个项目上有所成就，干出成绩。她在清华为我找了好多与纳米晶永磁材料相关的资料，供我学习参考。
开始时，我住在清华大学，红飞老师给我找了辆自行车，早上在清华大学吃过饭，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下午回到清华。
红飞老师一再提醒我，不是只让你上班下班，应付差事，是要你用心去学习，注意细节，弄懂原理，掌握要领。
不是只讲熟能生巧，巧能生精，而是要精益求精，拓展思路，进入新的境界，取得新的成果。
科研讲的是刻苦钻研与创新。她的这些教诲使我终身受益。
后来孙教授和陈教授给我在北科大安排了新的住所，他们把我当亲人一样关心，当我得了重感冒，孙教授赶快给我买来了药，陈教授做了热气腾腾的鸡蛋面端到我的床头，让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清华的红飞老师和常玲老师也经常来北科大看我，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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